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有一位被誉为东方济慈的诗人，他就是曾经名震清华园的清华四子之一朱湘。此刻，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正孤独地伫立在凛冽的江风中，站在一艘驶往南京的渡轮甲板上。他瘦削的身躯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袍，袖口和领口都磨出了毛边。左手紧握着两本诗集，右手端着一杯劣质的烧酒，酒液在寒风中微微晃动，映出他憔悴的面容。
这张三等舱的船票是远房亲戚勉强凑钱买的，那瓶劣酒是体弱多病的妻子在纱厂日夜劳作换来的微薄工钱所购。唯有那两本诗集是他仅存的珍宝：一本是德国诗人海涅的选集，书页已经泛黄卷边；另一本扉页上赫然印着朱湘二字，这是他最后的骄傲。生与死的抉择，究竟哪一种更令人痛苦？这个困扰着哈姆雷特的问题，此刻也在折磨着这位年轻诗人的心灵。我们无从得知他最终得出了怎样的答案，只能看到这位年仅29岁的诗人，在1933年那个寒冷的冬日凌晨，一边吟诵着诗句，一边纵身跃入滚滚长江的波涛之中。
展开剩余77%我真是个孤独的异类，既不能成为专注学问的书呆子，又学不会世俗的处世之道。1904年，朱湘出生在湖南沅陵的一个书香门第，因此得名湘，字子沅。作为家中幼子，他与长兄相差近三十岁。老来得子，父母对他宠爱有加。其父朱延熙是晚清翰林学士，祖籍安徽太湖，因在湖南为官才定居于此。母亲张氏更是名门闺秀，是晚清名臣张之洞的侄女。按理说，这样的家世背景应该让朱湘成长为一个养尊处优的世家公子。然而命运弄人，三岁丧母，几年后又失去父亲，年幼的朱湘只能寄养在长兄家中。这位兄长性情暴戾，对幼弟毫无怜爱之心，动辄打骂。从锦衣玉食到寄人篱下，这种巨大的落差给朱湘的童年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。
在阴郁的成长岁月里，书籍成为朱湘唯一的精神寄托。他六岁启蒙，七岁便能作文，展现出惊人的文学天赋。先后就读于南京第四师范附属小学和南京工业学校预科，十七岁那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。当时的清华园已是无数学子向往的学术殿堂，但朱湘却连学费都无力支付。长兄拒绝资助，双亲早逝，就在这困境中，他生命中的贵人出现了——二嫂薛琪英。这位曾留学法国的知识女性，尽管寡居生活清贫，却深知教育对朱湘的重要性。她拿出自己翻译外文所得的积蓄，为朱湘缴纳了学费。可以说，没有这位远见卓识的寡嫂，就不会有后来的诗人朱湘。
1921年，朱湘开始在清华创作诗歌，次年一月就在《小说月报》上发表处女作《废园》。他精通外文，不仅自己创作，还热衷于翻译英国诗歌和罗马尼亚民歌。随着诗作和译作不断发表，清华四子的名号渐渐在校园内传开（其他三位是饶孟侃、孙大雨、杨世恩）。这位年轻诗人个性张扬，有着近乎偏执的坚持。当时校规要求早餐点名，缺席视为旷课。朱湘对此深恶痛绝，连续近一个月故意缺席，累计27次迟到、三次大过后，这位倔强的学生最终被校方开除。
离校后，朱湘毫无悔意。他在给同学顾一樵的信中写道：我的中英文永远是超等的。我离校，是对失望宣战。这种失望是多方面的：人生要奋斗，清华只重分数；人生多变，清华单调；人生火热，清华隔靴搔痒。这位19岁的青年对清华虽有留恋，却不足以让他妥协。最终，这份遗憾只化作一句：清华确有许多令我不舍之处。
与许多新文化人一样，朱湘也面临着包办婚姻的困扰。父母早为他定下娃娃亲，对象是刘霓君。双亲去世后，这门亲事依然有效。年轻的朱湘以苦读逃离家乡，北上求学也带着逃避这门亲事的意味。在清华期间，长兄带着刘霓君来京探望，朱湘当场怒斥：你一个女子，竟不守妇道，擅自离家！这看似守旧的指责，实则是他对封建礼教的反抗。1923年，当他在上海纱厂宿舍见到正在洗衣的刘霓君时，这个为生计所迫的坚强女子让他改变了主意。两人最终结为夫妻，在上海宝山建立了小家庭。
婚后的朱湘继续创作，参与创办《晨报副刊·诗镌》。但他孤傲的性格再次引发矛盾，因《采莲曲》的排版问题与闻一多决裂，继而批评徐志摩油滑。这些举动使他与上海诗坛渐行渐远。1927年，他远赴美国留学，初衷是文化救国。在美期间，他省吃俭用，每月给妻儿寄30美元，并写下大量情真意切的家书。回国后任教安徽大学，因校方将英文文学系改为英文学系愤而辞职。此后生活陷入困境，幼子因贫困夭折。在最后一次争吵后，朱湘借酒消愁，最终选择投江自尽，结束了他短暂而坎坷的一生。
这位为中国新诗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诗人，生前曾自信地说：博士学位任何人都能取得，但诗非朱湘不能写。诗歌，确实是他生命的全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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